終點——為《源氏物語》完譯而寫

寫完最後一句，在最後一個字的底下加一個句號，又在次行下面記下（全書譯完），我擲筆，倒靠椅背，用左手的指頭輕輕按了幾下乾澀而疲憊的眼皮；然後，習慣地抬頭望一眼掛在書房門上的電鐘——十二時三十六分。

　　就這樣子，幾乎是頹然地埋坐椅中良久。

　　腦子裡空空洞洞，冷氣機的聲音是唯一可聞的，它甚至掩蓋了鐘聲。先前我還在運思構想寫字的時候，似乎把這單調的機器聲給遺忘掉，現在它嗡嗡地響個不停。我覺得有點冷，便起身關掉冷氣的開關。夜忽然就完全靜下來了。

　　我重又坐回椅中，望著眼前桌上一片零亂的景象。正中央攤著一疊孔雀牌（24×25）的厚質稿紙。那最後一個句號和（全書譯完）是寫在第十一張的稿紙上。右側是寫好的前面十張，依例對折整齊，順序疊置，用一雙古獸形的銅鎮壓住。檯燈斜照著豎立於小型書架的吉澤義則《校對源氏物語新釋》卷六的最後一頁。左鄰並排而立的是穀崎潤一郎的《新新譯源氏物語》第十冊。稿紙的左邊，攤開著另外幾本書，重疊堆放在一起：最下面是Arthur Waley 的刪節英譯本“ The Tale of Genji ”，其上是Edward G. Seidensticker 的“The Tale of Genj ” 下冊，再上面是円地文子的《源氏物語》第十冊；都打開在最後的一頁。由於書的兩翼厚薄不均，所以用另一個青銅的魚形文鎮壓著。至於與謝野晶子的岩波文庫袖珍本《全譯源氏物語》下冊，則孤零零地躺在更遠的左方。

　　我想，應該收拾這些東西了。現在，我總算可以收拾眼前這一片零亂了。五年多以來，這些書和筆和稿紙，一直維持這樣的零亂；除了每年一次大清潔書房時，暫時把它們挪移開之外，始終維持著眼前這個有條理的零亂。這其間，我也寫過別的文章，但是這套《源氏物語》的組合卻未曾破壞過。其他文章的寫作稿紙總是壓在這一疊譯作用的稿紙之上完成；有些寄給遠方的信箋，也是壓在這一疊稿紙之上書寫的；當然，這些稿紙上面也曾疊放過學生的作業和考卷，甚至還有年節或宴客時草擬的菜單。

　　有一段時間，我曾迫切盼望著這一刻的到來——大概是翻譯的工作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吧。那時覺得走過的路已迢遞，而前途仍茫茫，最是心焦不耐，曾經假想過千百種這一刻到來時的感受。然而最近幾天來，我好像在給自己尋找種種的藉口，故意把工作的進度拖延下來。過去，工作最順遂時，有過一天翻譯七張稿紙的紀錄，當然，那樣的一天是會令人精疲力竭的；然而，這一個星期裡，我有時一天只寫一張稿紙，甚至於只翻譯一首和歌，便去做別的事情。好像是突然害怕面對這一刻；也許應該說有一種依依不捨的心理吧。

　　但是，這一刻終於還是來臨了。

　　我先把第十一張的稿紙對折，與前面的十張合併好，並用迴紋針夾妥，收入左側第三個抽屜裡那個存稿用的大型牛皮紙袋中。如今，這牛皮紙袋內已存放了全書最後四帖約八九萬字的譯稿，所以顯得十分鼓脹。我用手掌按了一下，才能把抽屜關回去。

　　然後，從小書架取下吉澤義則本。這一套從台大總圖書館借來的《源氏物語》古文注釋本，是昭和十五年（西元一九四○）平凡社出版的。書皮的藍色絲面已有蟲蠹斑駁，紙張也泛黃，但字跡仍清晰，注釋頗詳實，是我翻譯時最倚重的底本。名作家谷崎潤一郎費時三十年修訂的現代日語譯本，和現代女作家円地文子於五年前出版的最新譯本，是我自己從日本買回來的。當初購買時，只是為了欣賞之用，沒想到後來竟成為我讀原著遭遇困難時的良師益友。至於與謝野晶子的袖珍版本，則系最早的日本現代語譯本，自有其保存價值，可惜字小行密，我把它擱在最遠處，只偶爾在字句的推敲猶豫時作參考而已。Arthur Waley 與Edward G. Seidensticker 的兩種英譯本，都是朋友贈送給我的。前者雖是刪節本，但稱為世界第一部《源氏物語》外文譯著，當然很值得重視，況且行文優美，在英文讀者間，應該仍具有其存在地位；至於後者，則為當代美國日本文學權威的多年心血結晶，態度謹慎，譯筆忠實，我有許多無法直接從日語譯本或辭典解決的問題，往往卻是靠了這本英譯的書才得到答案。我把這幾本書慢慢的一一閤合起來，忍不住多次摩挲，才放回書櫃裡。

　　書桌上陡地騰出一片空白來，一片令人不安和不習慣的空白。

　　我關掉燈光，讓一屋子的黑暗去掩蓋那桌面上的空白。悄悄走出書房，覺得十分疲倦，卻睡意全無，便又走出來，站在院子裡。

　　六月的臺北夜晚，空氣中仍殘留一股驅不走的暑意。草香和葉香微微可辨。離月圓大概尚有幾天吧，眾星倒是熠熠閃爍滿天。從這條深巷的一方院中，有時也聽得到遠處疾駛而過的車聲。左鄰右舍的窗口都沒有燈光，夜大概已深沉。

　　我伸一伸腰，又做了一次深呼吸，自覺從來沒有這樣滿足過，卻也從來沒有這樣寂寞過。

民國六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，

選自《讀中文系的人》，洪範

☉問題討論

1.林文月寫《源氏物語》，從迫切希望完成，到完稿前到依依不捨，你是否也有過類似的心情，請寫出事件及感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