郝柏村將軍昨天舉行「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~一九四九」新書發表會時,為兩岸關係下了新的註解。他個人觀察國軍敗予共軍,除軍閥心態外,體制也是另一個因素(還記得紅軍以地方打游擊逐漸包圍中央軍的策略嗎?)。

     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事實,雖然她們在體育的成就早就令人刮目相看,而在政治,行政上也均是採取類似的模式:即, 「壓力型體制」。過去能成功的壓力體制(包括天安門事件)如今確也面臨嚴重的問題,包括因為不斷增多的天災損失以及經濟發展的減緩,物價的驟升,如本月廣州曾城的千人暴動即是一例。

       壓力型體制一般指的是一級政治組織為了實現趕超,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採取的評價體系。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,面臨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,因而在現代化過程中選擇了趕超型戰略,而趕超型戰略的實施則往往訴諸壓力型行政體制。在這樣一種行政體制中,上級行政機關制定各項社會經濟發展目標,並加以具體化和數字化,以指標和任務的形式分派到各個下級行政組織,並以這些指標的完成情況作為評價、考核的主要依據;下級行政官員的升遷、榮辱都和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情況掛,承受著來自上級行政機關的巨大壓力。

       在中國大陸鄉鎮政府作為行政體系中的最基層組織,處在整個科層組織的最底端,所承受的壓力往往最大。鄉鎮政權更往往傾向於,而且也能夠做到把各項任務指標分解、下派到各村,且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指派村委會完成任務;因此國家雖然將體制性權力上收到鄉鎮,卻把大量功能性權力留給了村委會,將大量「只取不予」的行政性事務都交由村委會完成。在實際工作中,村委會幹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完成行政任務上,甚至拿著村民的錢卻只辦鄉鎮的事兒,這必然會侵害其本來就有限的自治職能,造成村民與村委會之間的衝突,且脫離了地方自治的本初意義。在中國有一些著名的現代企業也採取層層壓力型管理方式,各層之間缺乏民主溝通,導致工人缺乏對工廠管理的參與,工人的訴求很難被採納。

         然而在壓力所導致的後果逐一浮現,民主反抗的力量越來越強。香港學者主張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是必要的。因此需改革現有的壓力型體制,於進一步規範和明晰上下級政府各自權限的同時,要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,促使基層向服務型組織轉變。其中,最重要的是,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主要內容的政府績效評估制度。評估重點從注重形式和過程轉向注重成果和績效,從注重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(其實很多也是造假數字)轉向公共服務和區域治理,尤其要突出對“為工(農)服務”績效的考核﹔同時,建構以公共服務為指向的行政責任體制。國父不也說過:官員是為民服務的公僕?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最後, 要想真正地轉換基層單位的問責方向,使之切實成為所在轄區內的人(農)民提供公共服務的基層單位,最關鍵的還是使小區域民眾能夠切實參與到當中的治理事務中來,表達他們的合理要求﹔使政府在有關公共服務的決策中,能夠吸納民眾的意見,努力達到公共服務“最佳價值”的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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壓力體制與民主服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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